言论
202X的宏大叙事与鸡零狗碎
文/李承鹏 2023年，按天干地支是癸卯年，犯水兔，玄学家说，这一年易遭洪灾。 有个视频：铜锣般大的漩涡里，一个涿州男人抓住房梁大声嚷嚷着，救援队为什么还不来，还不来……不一会儿，他就没声音了，顺着水漂下去，经过被冲走的私家车，经过餐厅里漂出来的桌椅，不见了…… 还有一个视频：一个妇人背着母亲趟水走着，她本是开车去医院看病，开到半道，水悄无声息就上来了，妇人下车躲进路边店里，眼睁睁看车子被冲走，店里也进了没腰的水，她背着母亲四处寻找水浅些的地方，但找不到……母女俩被冲走时，还保持着倔强抓地的姿势，正像她们的生活。 你永远不知道涿州淹死多少人……这不妨碍2023年的宏大叙事，“众志成城，人间有爱”“天降大雨洪水猛如虎，涿州抗洪英雄重抖擞”。 宏大叙事一向是安抚苦难最好的春药。 当年据守雎阳的张巡为保长安，白花花的爱妾都可以杀掉分食给兵士，其忠可鉴，其苦昭然。为了保住雄安，淹死几只蝼蚁没什么大不了。 《南方周末》本是林黛玉，堕落成潘金莲倒还好，现在直接堕落成于丹了，“2024年的第一束阳光正在深处积蓄，守住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生活，守住不惑的底线，即使不清楚前路，仍可选择做最值得的自己，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 挺脏的。 死了那么多人，却让人们守住自己的内心，经济一泄千里，却让守住自己的生活，守住不惑的底线……还有一些年度总结展望，通篇鸡汤，伤疤当纹身，苦难当勋章。往好听了说，这是全民精神马洒基，不幸的是，一种很不好的写法正卷土重来，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拥抱太阳”文风，再苦再累，也要拥抱心中那一抹阳光……也就是秉笔太监写法，皇上还没高潮，你先呻吟上了。 2023年，其实是很恶劣的一年。 世道并没有因解除封控变好，反因为不再有疫情借口，暴露了生活真相。人们看不到希望，也不再去争取希望，面对谎言，人们配合、奉迎，共谋了下一次巨大的沉船，倒计时在成千上万人心里嘀哒响着，却又变成响彻云霄的“愿祖国昌盛，国泰民安”，朋友圈还是那么和谐美好，庙堂之上，勾栏酒肆，分不清谁在骗谁。 抱歉，我也宏大叙事了。 2023年，其实是个适合死人的年份。 忽然间，蒋彥永先生就走了。印象中他不会走，只是石头一样被雪藏在301医院后院，也不发光，偶尔北平一场大雪，院里有块凸起的阴影会告诉你，这人还活着。2020年年底，疫情未完，在杭州一家小酒馆，他的堂侄说：堂伯身体还好……那天大雪，人们遥对西湖敬了一杯，像遥敬在雪天一线中孤独行走的义人吴六奇。
刘晓波：读哈耶克《自由宪章》——狱中读书笔记
【文章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看完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打开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或译为《自由秩序原理》），有种久违的激动和恭敬。哈耶克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而且是顽强的思想斗士，为捍卫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而战斗的斗士。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早在改革前就作为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资料翻译过来了，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才对大陆知识界产生真正的影响。正如顾准的思想一样，他在八十年代初就已获平反，但是他的意义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被真正发现。由此也可推测出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是多么肤浅。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在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著作，我用力较多的大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洛克、密尔、托克维尔等人，而对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所知不多，只是认真读过波谱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台湾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虽然也浏览过《通向奴役之路》，但是并没有认真。九十年代才开始详读米瑟斯、哈耶克、罗尔斯、诺克齐、伯林、贡斯当、弗里德曼、布坎南、熊彼德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著作。 最应该注意的是：在目前中国的制度背景和文化现状之下，尽管，这些人的理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自由与平等、放任与干预之间的问题上，争论更为激烈。比如哈耶克的正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唯一基础，诺齐克的正义以个人权利为依托，而影响很大的罗尔斯的正义则是在个人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兼及弱势群体的分配平等的正义。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有在西方的制度背景及文化传承中才有现实的意义，而对于中国来说，他们的价值观的核心都是“自由主义”的，都坚决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才是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之中最缺少的文明基因。很难想象他们会不顾忌人的自由而强调分配平等，即便是更注重结果分配平等的罗尔斯，其理论基础也是“自由优先兼及平等”。而现在国内的“新左派”则抽去“自由优先”的这一根本基础，只借用结果平等的“分配正义”来为复活毛泽东遗产服务。 1、智者的勇气与谦卑 三十年代初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罗斯福的“新政”和干预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盛行，这种政府干预和福利经济相混合的发展模式，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中，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和各种向往苏联模式的左派理论，向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和“看不见的手”提出严峻的挑战。以米瑟斯、哈耶克、波谱尔、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主义应对这种挑战的代表性理论。而七十年代西方经济也开始了向自由主义的回归，“里根-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中的成功，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哈耶克作为“新自由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又为古典自由主义开拓了更哲学更深入更广阔的天地。他切入自由主义论证的哲学视角不是传统的天赋人权，而是天赋有限性，即以“无知之幕”为核心的新认识论，自由和宽容之所以可能而且必要，皆由于人类作为个体的无知或人的有限性。他为新自由主义理论开辟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为自由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和自由秩序的“自发的渐进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对哈耶克来说，关键在于“强制的秩序”和“非强制的秩序”之间的选择。 哈耶克的全部理论根植于由休膜、洛克和康德共同开拓的哲学传统：理性的界限、经验的界限、知识的界限进而是人的能力的界限。任何诚实地面对自身能力的理性探究，首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有限性。苏格拉底关于智慧的名言永远有效：“人的智慧恰恰始于人对自身的无知或有限的意识。最高的智慧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或知之甚少。”而在实践领域，这种人类智慧才是人类知识能够“为善”的根本。人类历史上的种种错误以及在实践中造成的大灾难，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狂妄、理性的狂妄、人格的狂妄的结果。对有限性具有自觉意识的智慧也可能犯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可以被很快地发现并及时加以纠正；而全知全能的狂妄智慧所犯的错误则得不到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一直要膨胀到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任何补救措施皆无济于事之后，导致狂妄者的自我毁灭，才能停止。 虽然哈耶克的理论视野中似乎没有神的位置，但是他谦恭的理论姿态，恰恰是基督教文明所培育出来的。再向上溯，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就要求人对神的敬畏和谦卑，因为人是有限的；休膜自称是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经验和自我的三重怀疑，对绝对的人性之善的不信任，也是根源于基督教传统中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的对比之中；康德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和智慧狂妄的摧毁，不仅源于自然本体的不可知，更源于上帝作为伦理或信仰本体的不可知。可以说，没有神的维度，人肯定要神化自己，把人当作神来崇拜。而由这种自负与狂妄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至善论，正是把人引向地狱的道路。在此意义上，哈耶克具有信徒的虔诚和襟怀。 2、无知之幕与自由秩序 “自发秩序”也就是自由秩序，它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乃是经验主义的和界限论的，即每个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都是在无知之幕的背景下获得知识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整体知识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只能是无数分散的个人知识的积累性进化和自发融合，任何以为拥有全知的理性能力和为社会提供人为建构的秩序图景的哲学，都是一种理性的或独裁的狂妄，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理性之于人类社会的可贵，不在于它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而在于它能意识到自身的有限。自由秩序只能建立在经验的非系统性的自发知识的渐进积累之上，而决不能建立在思辩的系统的人为建构的知识之上。正如哈耶克所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指导社会行动的全部知识，从而也就需要一种并不依赖个别人士的判断的、能够协调种种个别努力的非人格机制。”（P5）以至于形成一种知识与无知的悖论：对于个人来说，知识越少，无知的范围越小；而知识的增长所导致的不是个人的无知范围之缩小，反而是扩大。这种增长的悖论似乎与社会常识相反，所以经常不为社会所普遍承认。这样就导致了增长所鼓励的狂妄，似乎人类的每增加一个新的知识，社会就向最终摆脱无知迈进了一步，而且总有一天会彻底消灭无知。正如哈耶克所言：“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会变成自由的敌人。”（P25）一种文明的停滞或灭亡，并不是因为试尽了所有的发展可能性而仍然找不到新的方向，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完全陶醉于现有的知识而窒息了激发探讨新知识的动力。 谦卑而智慧地运用理性和知识，就是意识到理性并非万能和知识不可穷尽。就智慧的狂妄而言，刚出生的婴儿和自以为全知全能的救世主处于同样的愚昧状态。 正是从这样一种哲学认识论出发，哈耶克为个人权利以及自由竞争进行辩护。既然真实的知识只能存在于每个人有限的经验之中，社会秩序的形成就必须以尊重个人的经验知识为前提，个人的经验及其知识在秩序形成中所发挥的创造性作用，就必须让它们在相互的交流中进行自发的竞争，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同时，自由竞争会自发的形成最有利于个人知识发挥和交易效率的规则。规则的优先要求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也就是“自由先于平等”即“权利平等先于结果平等”的秩序。这种权利是个人得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理性能力而发挥创造力的基本制度前提。 人类的发展、创造和有效合作，并不需要某个握有大权的权威的预先指导和刻意组织。自发的分散的个人知识的相互交换，既是一个不断创新和不断淘汰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不断试错的过程。 中国的“父母官”传统就是建立在圣人崇拜的文化上的，圣人文化就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全知主义，伦理上的全善主义，政治上的全能主义。所有极权制度和人治制度都是圣人文化的产物。 3、自由与人性 在自由与人性的问题上，与哈耶克的
评论 | 胡平：55年前的今天
55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紧接着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中城市的400多万中学生（包括高中、初中66届、67届和68届，即老三届）一锅端，几乎都被送下农村。我在文革前就读于成都十九中，是高中66届，正赶上上山下乡这一波，从69年3月到73年10月，当了差不多5年的农民。 现在我们都知道，所谓现代化，就是城市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重大现象就是大量的农民进城当了工人。然而在文革，事情却是反过来的，那时是大量的城市人上山下乡当农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也就是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毛时代——尤其是文革——的反现代化，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55年，毛泽东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但同样是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50年代和文革还是很不一样的。 50年代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主要是指回乡知青，也就是本来就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那时候当局树立的知青榜样，如邢燕子、董加耕，都是回乡知青。物以希为贵。像邢燕子、董加耕这样的农村青年，在学得知识后自愿留在农村当农民，因此受到当局大力表彰，这正说明在当时这么做的农村青年还是很少的，这正说明在当时多数农村青年在学得知识后，有条件有机会的还是进了城市当了工人。另外，在50年代，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主要是着眼于知识分子可以发挥有知识的长处，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一样。文革期间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主要是指原来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另外它主要着眼的也不是知识青年发挥有知识的长处推动农村发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 后来的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当年，就毛泽东的一句话，几百万城市里的中学生就都上山下乡当了农民？ 我一位同班同学，说来还是黑五类出身，早早就成了逍遥派，伟大领袖发号召上山下乡，她就是不响应，任你工宣队、军宣队和街道革委会百般动员，就是赖在家里不走。两年后附近小学缺老师，让她当了代课老师。这时候，那些下了乡的同学纷纷吃后悔药，千方百计想回城，于是对这位同学很感佩服：怎么你当时就敢不下去？她说：我不下又怎么样？他们总不致于把我捆起来押送下去吧。 说来也是。整个知青下乡运动，从理论上讲，是自愿的而非强制的。那为什么在当时绝大多数知青都下去了呢？难道他们都是完全出于自愿吗？当然不是。我以为至少有两条原因。 其一，在当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体制（当时叫组织）之内，我们的一切都是被体制安排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被体制分配的。离开体制，或者说被体制抛弃，我们虽然不至于生路断绝，但至少也是很渺茫、很没着落的。 另一条原因就是“革命”那套话语或曰意识形态的巨大统摄力。在那时，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例如我自己，虽然已经对周围的现实、对伟大领袖、对文革，乃至对体制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但是还没有挣脱革命那套话语的统摄。因此，面对“与工农相结合”这套革命大道理和非此即彼的抉择，我们也选择了认同，尽管暗含着诸多疑虑。 知青生涯对我们这代人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代人也写下了大量的回忆与反思的文字。但其中有两点最不容易被别人理解。其一是知青之苦。知青最大的苦还不是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贫困，知青最大的苦是对前途的渺茫。这种苦是很难写出来的。其二，毛时代，尤其是文革，在历史上太独特、太不正常，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心态，很不容易被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包括外国人，包括我们的后代——所理解。知青生涯就是典型一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版权所有 © 2006,
评论 | 胡平：荒诞的毛诞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版权所有 © 2006, RFA。 经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 2025 M St.
评论 | 程晓农：香港沉沦三部曲
2023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世界各国多所关注；而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中国国内却无人敢点破，那就是香港的沉沦。香港的沉沦的确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并非无迹可觅。现在来看，香港的兴衰，起也中国，坠也中国，据此便可描画出一部“香港沉沦三部曲”。 “三部曲”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指情节连贯的三段剧情。本文标题用“香港沉沦三部曲”，是因为香港从昔年的繁荣到今日的沉沦，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三段“剧情”；而这三段“剧情”之间的因果关联，直到今天才凸显出来，非回溯无以呈现。 一、香港：从殖民地渔村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这三段“剧情”的第一段是，香港在殖民地状态下，其经济起飞，起先主要靠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之后靠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之需。而第二段是，香港被中国收回后，香港经济逐渐被中共掌控，香港变成了内地依附型经济体。由此便产生了“剧情”的第三段，本世纪香港经济的繁荣实倚中国，而其衰亦因中国；一旦中国经济衰退，香港经济便为中共所害。 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初，恐怕没人想到，它后来会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之一；那时更没人敢于想象，到了上世纪末，它会成为昔年“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GDP傲居前列。然而，到了今年，香港的地位已然陨落。 从港岛1841年被英军占领，到今年已有182年。当初英军占领港岛，并不是看重当地破落的小渔村，而是要利用当地的良港。57年以后，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98年与大清朝廷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此香港殖民地的范围扩大到了深圳河，租期99年。 中共建立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制度之前，香港的地位并不高，经济地位也不那么重要；而上海则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世界四大“摩登都市”（现代都市）的称号，此四大“摩登都市”即欧洲的伦敦，美国的纽约，以及亚洲的上海和东京。而自从中共让上海在世界发展史上陨落之后，香港经济才变得越来越活跃。 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法国左派学者Samir Amin（阿明）和美国社会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的原物料供应地，因此被“剥削”而贫穷。这个理论到了90年代，正式被其创始人之一沃勒斯坦宣布“死亡”，笔者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亲耳听到他承认这一失败。“世界体系理论”因何“死亡”？它是被“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彻底击败的。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经济全球化早期阶段的产物。自19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利用这个机会，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运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二、香港回归：中国借助香港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投靠苏联阵营，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此处所谓的越南战争，不是指1979年的中国侵越战争，而是1960年代中共扶植、支援北越入侵南越的战争。这样的中国主动与西方各国对立，闭关锁国，而中共唯一的对外窗口就是香港，中共必需的硬通货之可怜来源，全靠对港出口。 毛泽东死后直到1991年，中共虽然开始了经济改革，也引进港资和台资，但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派始终顽固地坚持共产党的传统经济制度，即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是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主义“堡垒”。颇为讽刺的是，中共反改革派的政治主张，恰恰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独特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改革最活跃的地方是广东，而广东的开放则完全依赖于、有求于香港，因为需要港商的资金和现代经营的经验，需要香港的国际金融通路，更需要香港的国际贸易通路。这时，香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因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活力而迅速上升；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转移到大陆去了，而为中国服务的贸易和金融功能便成了香港经济的支柱。